是时在溪口同蒋介石在一起的除蒋经国外，还有张群、陈立夫、郑彦芬、黄少谷等，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常会移往广州举行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。蒋作此部署，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，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与中共进行和谈。

　　一月三十一日，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签订十三项协定，宣告北平和平解放，在国民党内起了一定的影响，如浙江省主席陈仪，就曾想以北平解放的方式，要汤恩伯在上海照样炮制。汤密报蒋介石，蒋开始对陈仪异动密切注意。二月二十一日，汤诱陈去上海，指为“通共有据”，加以逮捕。此事始终未使李宗仁闻知，成为蒋、李交恶的因素之一。

　　二月一日，李宗仁欲作最后的努力，挽留孙科内阁回到南京，特于上午九时专机飞沪。同行者有程思远、甘介侯等人。十时，专机在龙华机场降落时，仅有吴忠信、吴国桢、朱家骅、方治(1897—1989，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、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。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、国民党总裁室秘书、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。1949年退居台湾。)、潘公展等人迎接，孙阁成员竟无一人到场。李宗仁先到林森路(今淮海中路)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宅休息。十时许，李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、章士钊、江庸(1878—1960，近代法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文化名人。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。)等，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，呼吁和平。彼等表示，甚愿予以助力。

　　一日下午三时半，李宗仁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行政院院长孙科、副院长吴铁城暨其他内阁成员举行会谈，勉以团结大义，劝他们回到南京，府院一致，共支危局。但孙科说，一周以前，共军前锋已到浦镇，南京正在共方远程大炮射程之内，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，行政院已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。自是府院分裂。

　　下午五时，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，由程思远邀童冠贤、范予遂同行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。童、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，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，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。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，每人送船票一张，美金一百元，到广州后，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。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，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。

　　行政院迁去广州以后，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。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，实则成了问题。说它在南京，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，而没有行政机构；说它在广州，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，而没有政府首脑；说它在溪口，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“引退”的总统，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。这样，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。

　　二、陈诚呼吁“党内团结”

　　一月二十四日，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“七大和平措施”， 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，先后以“代电”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人。顾复函云：

　　“德公代总统钧鉴：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。关于恢复张学良、杨虎城自由一案，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。肃复，敬候崇绥！职顾祝同上 二月一日。”

　　顾祝同把释放张、杨一事向陈诚、张群身上一推，因此李宗仁又再电陈、张请他们负责办理。二月二日接陈诚复电云：

　　“南京李代总统德公：×密，东电奉悉，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？职陈诚叩冬。”

　　陈诚所以指名要程思远去台，因为陈与程有过一段历史关系。一九三八年春，国民党举行临全大会后，蒋介石要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，嘱当时在军事委员会当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在广西干部中荐人参加，白提出韦永成、程思远两人。后来三青团成立，陈诚是书记长，胡宗南是组织处处长，康泽(1904—1967，黄埔三期毕业，著名特务。 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，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的。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(另外二人为刘健群、陈立夫)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，其受蒋介石之宠信可见一斑。)是代处长，程思远被派为副处长，因此陈、程曾一度共事。

　　二月四日傍晚，程思远飞抵台北。陈诚派省府新闻处长吴锡泽到松山机场接程到圆山饭店安顿。

　　二月五日，陈诚邀程思远到夷平南路一一九号他的私邸便餐。席上有贺衷寒和陈诚的心腹柳克述、何联奎两人。一见面陈诚就对程说：“有许多事在电报上不好谈，所以请你到台北一行。”饭后，贺衷寒等告辞，陈邀程到休憩室饮茶，对程说，此次邀程来台，并非专为张学良的事，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谈谈，但是此刻还是先从张事说起。张学良现在幽居新竹，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，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。至此，陈特别提醒程思远说：“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，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，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，所以我也不闻不问；但是，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，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。”程明知释放无望，认为不必有此一行，当即婉辞。

　　八日，程思远正在圆山饭店同何浩若谈话，陈诚来访。何忙退出。陈对程说：今天我们谈谈时局问题。当前和战未决，局势非常危险，我们能否安然渡过难关，首先看党内是团结还是分裂。

　　陈诚继续说：“蒋先生‘引退’后，李德邻先生是团结的重心所寄，而宪法又是我们团结的共同基础。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‘责任内阁’制，行政院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，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，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，应提请行政院协商。

　　“可是，李代总统在十日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，同意以共方提出的八条件为和谈基础。这是一种重大的决策，事前未提中常会讨论，犹有可原，但未经征询行政院院长同意，更没有由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，这样一来，一个所谓‘责任内阁’怎么能够负起责任来呢？孙哲生(孙科)为此表示不满，把行政院迁往广州，是可以理解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