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月二十二日，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的文告说：蒋介石“轸望国家之艰危，顾恤人民之痛苦，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，决然引退，宗仁依据《中华民国宪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代行总统职权……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，为民主自由而努力”。

　　根据当时南京发表的官样文章来看，蒋介石之所以下野，乃是为了“弭战消兵”；而李宗仁之上台，亦为“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”。但实际上蒋的“引退”，并非出于本心，而是形势所迫，董显光承命所著的《蒋总统传》就毫不隐讳地说：蒋“如再坚持，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措施，它将退出武汉地区，让长江一线开放给‘中共军’。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，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，遂决意自己引退，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”。(董显光：《蒋总统传》，第五一一页。)

　　在这里，蒋介石还翻了一笔旧账，说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，蒋介石在徐州为孙传芳、张宗昌打败退回南京，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，忽然打电报给南京的蒋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何应钦等主张宁汉合作，“建议宁汉双方中委在开封举行会议”。蒋以兵败，不欲以低姿态参加开封会议，对冯电迟迟不复，但李宗仁、白崇禧、何应钦等三人则以为不宜辜负冯的好意，并主张宁汉应当合作，遂于八月八日由李宗仁带头电冯玉祥云：“对今后党派，只有整个之善后，并无两派之争执，关于促进党内团结，似以召开四中全会为宜。”蒋虽签名其中，但名列第四，蒋那时误会李宗仁存心迫他下台，遂于八月十二日由南京去上海，发出通电下野。结果五个月后，蒋又在四中全会上海预备会议中被推复职，有过此次经验，蒋认为历史将会重演。

　　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蒋家官书承认蒋此次下野系暂时引退。“所谓暂行引退，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位。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。蒋总统把职权交与副总统代理，系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‘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，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’一段之规定，并根据此一段之规定颁发文告，请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。他的引退，既不是辞职，亦非长久退职。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。”(董显光：《蒋总统传》，第五一三页。)最后一句，意即暗示“以党控政”。这样，李宗仁的政策措施，依照惯例，就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审议，然后方可付诸实施。蒋“引退”以后，仍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以“在野地位”继续指挥他的“中央军”。当时蒋的“中央军”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，而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且直接在汤恩伯控制之下，情况如此，李宗仁自难握有指挥整个南京政府的统一权力。

　　一、府院分裂

　　李宗仁上台以后，为重启和谈于一月二十二日电邀李济深、章伯均、张东荪(1886—1973，现代哲学家、政治活动家、政论家、报人。曾为研究系、中国国家社会党、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，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、秘书长。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。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。卷入“美国特务案”，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。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“秦城”监狱。)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，同时指示行政院，作出决议：派邵力子、张治中、黄绍竑、彭昭贤(1896—1979，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。1949年国共和谈时，被委派为国民党代表，因其系“CC派”主战分子，被中国共产党拒绝。南京解放时，彭昭贤随国民党去台湾。)为和谈代表，等候共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。此外又派邵力子、甘介侯(1896—1984，毕业于清华大学。后赴美国留学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1940年12月，被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，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，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。后留美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多年。)先后去上海，分别访晤宋庆龄、章士钊、颜惠庆(1877—1950，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。上海解放后，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。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。)、黄炎培、罗隆基、张澜(1872—1955，曾留学日本，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。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(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)，自1941年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，直至逝世止。1949年9月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)等民主人士，请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赞助。

　　由于李宗仁所采取的行动，一月二十三日，听到中共广播声明：(一)与南京政府谈判，并非承认南京政府，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；(二)谈判地点，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；(三)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；(四)战犯必须惩治，李宗仁亦不能免。

　　一月二十四日，李宗仁为了进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，特饬行政院：(一)将各地“剿匪总司令部”一律改为“军政长官公署”；(二)取消全国戒严令。接近前线者，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；(三)裁撤“戡乱建国总队”；(四)释放政治犯；(五)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、杂志；(六)撤销特种刑事法庭，废止刑事条例；(七)通令停止特务活动，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七大和平措施”。

　　这些措施，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，但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。行政院的发言人说：“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，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。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，无一为政治犯性质。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，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，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。”

　　一月二十七日，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，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。并谓南京“政府业已承认，以贵方所提的‘八项条件’作为和谈的基础”。李宗仁此时试图以自己的“法统”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“党统”控制，所以承认以毛泽东主席所提八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，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，也未经孙科过目。结果李电发出以后，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。孙科唯蒋之命是从，一月二十八、二十九两日，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。一月二十九日，农历元旦，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向李宗仁建议，代总统应于是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，以示体恤前方将士之意。但原定每名士兵发给现洋一元，因中央银行南京分行没有现金，未能拨付，因而慰劳之举，临时作罢。是时留在南京同李宗仁度岁的国民党元老，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、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两人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