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2日，普通的一天，一位妇女全身白衣，头绑白布，在台北忠孝东路“监察院”门口击钹鸣冤。她身前身后的两块纸板上，写着“司法生重病，请求监察院救救司法为要”等黑字。下午，一个老年男子更背了一个写着“监察院男盗女娼”的牌子，在门口示威。记者简单和他聊了几句，大抵是因“监察院”处理他某一申诉案件未令他满意。

　　这是两个激进的“上访者”。更多人，是通过书面申诉的形式，寄望于“监察院”为他们解决问题。在台湾“五权分立”的政体设计中，“监察院”是最高监察机关，行使弹劾权、纠举权及审计权，权力不可谓不大。而这一机构的大掌门就是院长王建煊。

　　个性鲜明的王建煊在台湾家喻户晓。他做过“财政部长”，1992年获评亚洲最佳“财长”；他当过“立法委员”，任期内获得“立法院”最佳新人奖和问政表现第一名“立委”；他还做过新党召集人（主席），在台湾的政治光谱划分中，算是深蓝。不过，在去年被马英九提名担任“监察院长”后，他表示自己会不分颜色办案。

　　他是一个虔敬的基督徒，外界评价其清廉如水，故有“王圣人”之美誉；又因任“财政部长”期间与财团对抗而被迫下台，获致“小钢炮”绰号。祖籍安徽合肥的他与大陆渊源甚深，担任“监察院长”之前，已在内地开展“捡回珍珠计划”，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，成绩斐然。

　　10月12日，在“监察院”会客室，王建煊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　　百姓还会有请“包青天”的想法

　　南方都市报（以下简称“南都”）：请问院长，就任一年多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

　　王建煊：最大的感触是我们整个政府有待努力的地方还非常多，因为民怨非常多。我们每个月接到2000-2500个申诉的案子，一年差不多3万件了，是很大的一个数量。为什么人民有这么多的不满呢？这就表示政府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。如果政府做好了的话，他自然就不会来申诉了。

　　这将近3万件的案子里面，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在“监察院”职责范围内。可是老百姓也不知道，他们就想：那怎么办？找“监察院”吧。

　　南都：对这种案子你们怎么处理？我上午路过这里时，看到一个妇女喊冤，希望“监察院”干预“司法不公”，刚才门口还有一个举牌骂“监察院”的老人。

　　王建煊：台湾很民主啊。到我们“监察院”的还少，“立法院”那个地方更多，天天都在那里啊，敲锣打鼓———大陆叫做“上访”，经常有。到我们“监察院”来的民众，不一定是对我们不满意，他可能有其他事需要申冤。

　　其实我们“监察院”都很注意啊，但有的不一定是我们管的，比如说有的人被法院判了五年有期徒刑，已经三审定谳，他觉得法官判得不公：你们“监察院”的监察委员，还有院长要替我们想办法申冤。老百姓偶尔还有一部分有我们传统的那种观念：“监察院”是包青天啊，替我们专门打坏人，我受冤枉了，想请包青天出来，在马路上请愿……

　　现在我们有监察委员定期到各个地方去接受人民请愿，我们有27位委员，院长、副院长也是委员，加起来一共29位。每个委员负责不同地方：你负责台南市台南县，你负责高雄市高雄县……我们一去就一大堆人来说：拜托，这个有问题。我们监察委员就把一些案子带回来，有些我们就可以处理。这个跟从前那个（御史巡查）很像。

　　两蒋之后，腐败渐重

　　南都：你从政这么多年，感觉从威权时期到民主化以来，官员贪腐的现实有了哪些变化？

　　王建煊：官员贪腐的情况，从李登辉执政12年，到陈水扁8年，都很严重。李登辉是国民党员，他执政的12年，大家感觉用个词来形容很恰当：黑金政治。黑金各个地方都有，就看它金光闪闪到什么程度，李登辉时期黑金很厉害。讲到台湾那个黑金的“金”———贪污，当然是比较严重一点，但李登辉时期不是最严重的，最严重是到了陈水扁这8年。

　　南都：你觉得陈水扁时期（贪污）比李登辉时期还严重？

　　王建煊：严重了很多。李登辉执政的前期我还在任，像“中央”这些官员，很少贪污的。蒋经国的时候绝无仅有，抓到一个贪污不得了。

　　南都：那是不是因为蒋经国时期没有民主化，所以发现得少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

　　王建煊：我想不是的。我们当年在政府做事都是很拼命的。我们一天到晚都是“国家”人民、“国家”人民，满脑袋都在想这个。

　　南都：那为什么一提国民党，都说很腐败？

　　王建煊：没有，没有。两蒋（在台湾的）时代国民党不腐化。国民党腐化是在大陆的时候，在撤退以前。就因为腐化所以才被共产党打败。国共交战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不能比啊，国民党海里跑的、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海陆空力量都比共产党大太多了，就是太贪污、太腐化。民心所向，民心向着共产党那边嘛。

　　南都：你的意思是，从两蒋、李登辉到陈水扁是一路越来越腐败？

　　王建煊：到台湾以后，两蒋执政的时候是很清廉的，尤其是“中央”的官员，很少听到贪污。地方的那些官员贪污比较多一点。到李登辉就开始有了，但还不是那么厉害。到陈水扁的时候就非常厉害了，政府的官员不是单单他自己一个人贪，好多都是政务官呢。

　　民主化和贪腐不是完全成比例变动

　　南都：民主化之后有监督制衡，贪污的可能性应该更小吧？

　　王建煊：不是不是。我觉得贪污与否跟民主化不是完全成比例地变动。不是越民主的社会贪腐就越少，不完全是这样。我随便举例子，菲律宾很民主，比台湾还民主，选了马科斯到现在一直是贪的。菲律宾是美国人从前占领的地方，美国帮助它建立起民主的制度。所以它老早在机制上就看起来很民主，结果贪污成这种样子，惨不忍睹。所以，（民主和贪腐）这两个不是必然具有连带关系。

　　社会越民主，人权的保障越多，像台湾在两蒋时代，因为不是那么民主，所以它的人权保障就不行。比如说我不喜欢你，可以给你戴个帽子抓起来。更早的时候，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，风雨飘摇，到处都是“匪谍”，逮起来再说，抓10个，有2个“匪谍”就好，还有8个倒霉鬼———从前叫白色恐怖。民主不民主对人权的影响大，跟贪污也有关系，但不是那么大，那么直接。

　　南都：从两蒋到阿扁，这一路贪腐越来越厉害，你觉得原因何在？

　　王建煊：（民进党）从前都没有执政过，现在执政了，糖果很多嘛！抓一点装起来。还是跟人性有关吧，人性自古以来都是（贪图）名和利。

　　“邓小平是最大慈善家”

　　南都：你从政这么多年，对政治的本质怎么看？政治好玩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