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建煊：政治不好玩。像现在日本的鸠山首相，他是40岁才开始从政。他爸爸不喜欢他从政，所以他很晚。他家是政治世家，爸爸也做过部长级的官，通常这种人的儿子都是二三十岁就开始进入政界了。但他不让儿子从政。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：不是坏人，不可能成为政治家。成为政治家一定是坏人，我不要我儿子做坏人。这个话呢，有60%-70%是正确的吧。

　　坏还要看坏到什么程度，有些穷凶恶极的坏，有的是可以容忍的这种坏。所以政治不好玩，政治绝对不好玩，但是政治绝对重要。所以有人说政治很黑，好人都不去从政，那就死路一条。一个社会要兴盛起来，一定要好人从政，这个“政”简单讲就是掌着权嘛。像我曾经做“财政部长”，金融、保险、关税这些东西，你说这样就这样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权，光写文章，骂来骂去，没有用啊，得有权，没有权不行。像大陆，写文章再好得诺贝尔奖也不能把中国怎么样啊，但是我有权，我要改革，让经济都起来，老百姓日子就都好过了———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你说是谁？

　　南都：比尔·盖茨？

　　王建煊：是邓小平。

　　南都：是邓小平？你把他的改革也作为一种慈善了？

　　王建煊：那我问你什么叫慈善？我们一般人讲慈善就是：你孩子念书没有钱，我帮他交学费；你家好穷，不能看病，看病的钱我都付了，付了2万人民币；救灾；修桥补路；过年发白米……这个就叫慈善，是大慈善家。邓小平一改革，多少人过年都有白米了，多少人的孩子有钱可以交学费了，多少人生活改善了。这与比尔·盖茨拿钱给人家，不是一样的意思嘛？邓小平只是没有拿一大笔钱给你，但他让经济成长率达到10%，从前人均1000美金，成长10%，每人口袋多发100美金，是邓小平发的。

　　南都：我本来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是，你现在掌管“监察院”，脱离了慈善第一线，内心有无遗憾。你是抱着慈善的心态过来的？

　　王建煊：我如果能够把监察权弄好，让贪污舞弊减少，公务人员效率提高，台湾不会更好些吗？如果因为我们这样，G N P成长率增加1%———我们现在差不多（人均）15000（美元），1%就是150（美元）。我故意把它量化，当然很难量化。假定我们有这样的功劳，每个人口袋多拿150（美元），每年都会拿。

　　其他慈善家把钱给你，让你口袋里多一点钱，邓小平是让整个国家好了以后，你会透过不同的机制，使自己口袋里面的钱多了，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但是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想，他就想着我把钱给你、帮你就叫慈善家，邓小平叫政治家。

　　南都：你刚才一方面说政治不好玩，但一方面又说好人要从政。会不会好人从政之后反而变坏了，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很大？

　　王建煊：可能。因为权力使人腐化，绝对的权力绝对腐化。但是好人腐化得慢，甚至一直都不腐化。但确实会有腐化的人，从前他不腐化，但一做了官后就腐化，这个是会的。但不是说有权力就一定腐化。

　　民主政治也有很多缺点

　　南都：你确定你从政后不会被腐化，这种自信来自哪里？

　　王建煊：我大概已经没有时间腐化了，我已经做了40年，要腐化早腐化了，我做“财政部长”，做“经济部次长”，我要腐化我现在已经家财万贯了。

　　南都：和你有宗教信仰是不是也有关系？

　　王建煊：和宗教信仰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关系。所以我讲政治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，又很累又很龌龊，加上你是爱干净的人，不搞贪污这些，想规规矩矩地做人，你进去就会很难过。因为你干干净净，结果这边有些大便，那边有小便，小心哦，别踩到大便，这让你很难过。

　　但是呢，如果好人不从政，政治都是坏人搞，当然就越搞越坏。政治是众人之事，他搞坏了以后，大家都倒霉了，完蛋了。像菲律宾就是这样，搞得很坏，它可以搞得很好，但贪腐太厉害了，行政效率非常差。从前我一去菲律宾就有导游，或者地方的人说：“晚上我们要不要去哪里找乐子啊？都是处女哦，不贵不贵。这都是人家的孩子，要找年轻的。”

　　南都：你怎么看民主化之后，台湾价值观的变化？民间向善的力量蔚然成风，但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却在“自由、权利”的旗帜下相互谩骂、攻讦，做着不良示范。

　　王建煊：我刚才讲政治一定要有好人去搞。这个好人呢，他是要很有使命感———就是说，我吃很多的痛苦，但是我还是要干。那些乌七八糟的不喜欢的鬼事，譬如人家会说：你要给我怎样怎样，不然的话，我要你的这个案子在“立法院”通不过……你要有智慧去应对，那个应对就是一个苦恼的事。

　　民主政治是有很多缺点的，像集权政治也是有很多缺点的。任何制度都有缺点有优点，集权政治的优点是什么？效率。秦始皇说修万里长城，就建成了；秦始皇说统一文字，就统一了。他手一挥，效率很好。这一个集权者，如果是有爱心、有智慧、有魄力的人，他可以为国家在短期内做很多的事。但坏处是，这家伙如果是一个坏蛋、一个混蛋就完蛋了，民不聊生，凄惨得不得了了。

　　你看新加坡，它基本上是民主的，但是它的民主政治没有像美国那样，它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得很快。它政治上也很亲民，自由受到一点限制。这种民主，其实衡量起来是不错的。我们台湾，两蒋时代就跟新加坡很像，基本上经济领域这些东西通通很自由很民主，就是政治上你不可以组党，报禁不开放，你不可以搞电视搞媒体来骂我。所以反而两蒋时代台湾跑得很快。台湾跟大陆不同，台湾只有1/4可耕地，比海南岛还糟，面积比海南岛大一点，可耕地比海南岛少很多，养不活这么多人。台湾也没有什么金矿、银矿，什么资源都没有，能这样发展，两蒋的贡献很大。这方面（经济）我让你自由，另外一边（政治）你不要碰。新加坡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。

　　爱的力量越大，法律的效果越不需要

　　南都：怎么看“自由、权利”价值对传统价值的冲击？

　　王建煊：不是因为民主就一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民主也要法治。你看美国很民主，骂来骂去，它也有啊，奥巴马也被骂得要死，但是没有像台湾这样谩骂。它有个法治。你想超过（底线）的话，人身攻击，我告你，你就麻烦了。而且你一人身攻击，观众一看，你就“死”了。所以美国的总统辩论都是彬彬有礼，他要让观众看我是很有修养的，我是很民主又很有法治，我可以容忍别人意见。他都想在事情（具体个案）上怎么把对手搞倒。

　　南都：台湾实际上这方面也有法治啊，但“立法院”也会掴耳光、扔鞋子。

　　王建煊：“立法院”就是法治不行，你作为“立法委员”怎么可以去打架———他学日本打架，为什么不学学美国？

　　南都：美国在这方面的法律也未必比日本和台湾更完善吧？除了法治是不是也和宗教、道德的约束有关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