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建煊：对。这个有关。你如果要问我的话，我是觉得宗教的影响最大，宗教影响人心，我从心里就不要这样。像台湾的慈济佛教基金会，它发展得很大，一年的捐款大概就有140亿-150亿台币，很大了，第一大。它不太有什么不得了的贪污，也没有什么人在里面攻击来攻击去，因为佛祖在看，他有这个思想，他有敬有畏。

　　像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，她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她就是这样，在马路上看到有人腿上有脓疮，她就帮他清洗，洗了以后里面还有，洗不到了，就用嘴去吸，连病的那个人都说：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？她说我爱你。如果我们在台湾，在大陆这样讲，讲我爱你，听的那个人会说很肉麻，觉得表演也不能表演到这种程度。当然我讲的特蕾莎修女，她比我们的境界高太多了。我常常跟我们同仁讲，你爱台湾吗？（他说）爱爱爱！（我说）爱就好好干，这才叫爱啊。我们现在都要法律去查贪污，查怠忽职守，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妈妈替孩子做盒饭，你要不要订一个“妈妈做盒饭法”，说你给孩子的肉要几两，鱼要几块，素菜要多少，水果要一个……你不需要这样，为什么？母亲爱孩子，她已经把最好的都给孩子，她不可能只有一个鸡蛋，不给孩子却自己吃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都爱人民的话，就不会来看报、喝茶、下班（混日子），你不会这样，因为爱人民。所以爱的力量越大，效果就越大，法律的效果就越不需要。

　　台湾很乱，为什么没“死”？

　　南都：你的观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如果有宗教或者一些传统道德的自律或约束，整个社会虚耗的成本就会小很多？

　　王建煊：非常大的安定力量。我昨天跟一些人在谈别的事情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讲，说要有宗教力量，我说我都同意，没错。比如说公务员的犯规、贪污，他们的贪污技巧很好，抓不到；但有信仰的人，佛祖看到，耶和华看到，抓不到他也不干。

　　第二，我爱我的人民，我怎么会贪污呢？我的一个卤蛋不给儿子却给我自己吃，怎么会呢？你爱他嘛！

　　这两个条件都具备，他绝对为非作歹少，也就是对社会的爱多。我经常性出席演讲，都是在围绕爱：台湾一定要从贪婪之岛变成爱心之岛，台湾才有救，现在刚好方向不是这样，贪婪越来越多，成为贪婪之岛。

　　台湾在你们看来的话，媒体、电视，乌七八糟，台湾简直好像乱得一塌糊涂……

　　南都：大陆的知识分子主流还是对台湾民主化肯定得比较多。

　　王建煊：现在海外有些朋友相隔好几年回来说：我现在回台湾，日子不能过啊，同样一个事，看这几家电视台说是黑的，那几家说是白的；打开报纸，这几个报纸说白的，那几个报纸说黑的———同样一件事，怎么搞的？活不下去啊！

　　这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，然后就戴一些帽子，“台湾独立”啊什么的。陈水扁做“总统”做了8年，他不是要“独”吗，为什么不“独”？你有权你“独”啊。他也不敢“独”，他自己说得很好笑，他说这个可以说不可以做———就是表示不行嘛！但是他要叫叫，这样会有选票，有基本盘在，这些都是选票啊，这就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缺点，集权政治不选举就没有这个缺点，但是有其他的缺点。其他的缺点大于这个选举的缺点，所以权衡利弊，还是民主的政治选举比较好一点。

　　台湾乱了，但台湾没“死”啊，还健康地发展。为什么没死？因为有爱心的人还是居多数。（你们）看到的那些坏动作，比例还是少的。怎么晓得台湾爱心多，就随便举台湾两次灾害———“9·21”大地震和“8·8水灾”为例，你看看人民捐多少钱？有时候送进去，灾民都不晓得要怎么拿，太多了。大陆的四川大地震，台湾捐款也是全世界（国家或地区）第一名。台湾基本盘是比较强的，这方面简单说：人民是可爱的。

　　□采写/摄影：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陈宁